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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统、五帝、九皇是不断变动的，所谓的三而复、五而复、九而复体现了天命的流转。

贞为事干，于时配冬，冬既收藏，事皆干了也。正本自君王抓起，君王则自正心始。

四方正，远近莫敢不壹于正。此类原先并非儒家之事，当时却被归入儒家。苏舆案：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 ：禹践天子位，尧子丹朱、舜子商均，皆有疆土，以奉先祀。接着指出未见政绩：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，何也?直斥根源——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。从中西思想比较的视角看，自然界与神的分裂与对峙是西方思想的基础。

现今一些学者把古代中国社会理解为君主专制制度，原因之一是忽视了古代中国的宗教维度。第三，三统五端说，落实为祭祀大典时神位的安排：同时称帝者五、称王者三，所以昭五端、通三统也。理学家重拾荀子的教化说。

水流湿，火就燥，云从龙，风从虎。故新浴者振其衣，新沐者弹其冠，人之情也。气的存在是人的生死存亡的根本依据。朱熹解释曰：‘感应二字有二义：以感对应而言，则彼感而此应。

书籍仅仅是糟粕而已，无法真实地再现作者本意。圣人通过言说变化民众的气质，以达到改造民众心灵的目的，圣人以言感动人们的善心，这便是常说的感化，感化也是一种感应。

《周易》曰：是故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。知即知道，准确地说，知道即行为人知道。在其生存进程中，人无时无刻不接受外部社会的、他者的影响而改变自己。遵循人们都愿意将其当作普遍法则的对象的准则而行动。

公共之道依赖于普遍而绝对的天理。作为人文活动的感应不仅是自然的，而且离不开道，即教化乃是一种传授道的活动，或者说，教化的目的便是传授道。正确方法的观念，从现实经验来看，乃是制作任何一个物件时必须掌握的知识，这种知识之道先于制作（形），这便是形而上之道，也是教化活动中道的主要形式，即教化乃是对某种观念的传播或接受。严格说来，自主感应论和道理感应论并不能分开。

二程曰：此固是礼乐之大用也，然推本而言，礼只是一个序，乐只是一个和。朱熹曰：人之有形有色，无不各有自然之理，所谓天性也。

第二，当这些客观的活动被经验到、形成了经验存在之后，便产生了道的第二项内涵即道路。仁声是人性的气息，是一种善良气息。

大禹治水依靠了水之道而治水。尧舜等圣贤，一旦受到了外在善气如善言、善行的影响，自然而然地产生感应，如江河之势，滔滔而自然。一、感应：生息与人文感应观念源起于先秦时期，其主要代表便是《周易》。但是它忽略了道理感应活动的深层次的基础，即只有自主的自我参与，符合道理的感应活动才能最终完成，这便是自主感应论。礼乐活动的结果便是和气或感应。我有好爵，吾与尔靡之。

二程曰：圣人与理为一，故无过，无不及，中而已矣。理的出场才能为道的存在提供最终的证明，这便是常说的道理。

凡有动皆为感，感则必有应，所应复为感，感复有应，所以不已也。如乐教，二程曰：周公作乐章，欲（一作歌）之以感化天下，其后继以文王《诗》者，言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文王是也。

归妹，女归于男也，故云天地之大义也。善政得民财，善教得民心。

这种接受便是一种感应。自主感应论不仅坚持气化流行的自然感应观，而且离不开道理感应论。仁即贯通，成就贯通之仁便是儒家的终极追求。在感应活动中，普遍的道与理，借助于物理的经典而在。

帝王之将兴也，其美祥亦先见，其将亡也，妖孽亦先见。这样，人的生存的主导权也由外在的道理转交给个体自身。

但是，它依然遗留了一个被掩盖的难题：复数的行为原理如何转变为单个的行为准则？这便需要行为人的主动选择，即只有自主的行为人、在自身的理性指导下的行为才能够从众多的行为原理中选定一个，然后将这个行为原理转变为自己的某个行为的行为准则。心理相遇之后会产生感应。

在理学家看来，只有符合理的气质活动才是合理的、正当的。观其言，皆可以见之矣。

所谓两仪，孔颖达曰：又谓混元既分，即有天地，故曰‘太极生两仪，即《老子》云：‘一生二也。在感应过程中，理学家认为，普遍道理是主导者，被教化者是被动者。感应是它来感、我便应。鸟鸣鸟应之，是同类感应。

圣人不仅拥有清纯气质之身，而且必然与理合一。诗教的方式便是气化感应。

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，情之所必不免也。这种抽象存在乃是某类普遍性存在，西方哲学称之为普遍实体（universal），中国哲学称之为性或理。

感应不仅是一种自然气质活动，而且内含天理。从时间的角度来看，天理是永恒的实体，非时间所能及。